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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评论丨王跃文长篇小说爱历元年的立体叙事艺

发布时间:2020-06-05 12:26:31

王跃文长篇小说《爱历元年》的立体叙事艺术

文丨许艳文

王跃文近年来暂时脱开他所熟习的叙事环境,把笔触延伸到了寻常百姓人家,着力反应普通人的现实生活与情感状态,以现实主义精神再现普通民众的生活。继荣获鲁迅文学奖的中篇小说《漫水》以后,他新近又出版了三十余万字的长篇小说《爱历元年》,很快引发文坛和广大读者的热切关注,得到各方面的高度评价。 《爱历元年》无疑是当代文坛的又一力作。刘复生先生说:“真正的当代文学的意义在于具有对现实加以整体化的叙事能力,由此,它创造出一种关于现实和我们与现实关系的崭新理解,它重组了我们平常的零散化的经验,并超出了个体的狭隘的经验的限制,从而打开了重新认识现实、尤其是在复杂的社会联系中重新感知现实的可能性。”[1]这可以说是对《爱历元年》一个最好的注脚。 小说以男女主人公孙离与喜子的爱情、婚姻为主线,通过形形 的人物描摹,折射出当下生活中的世态百相,五色杂陈,展现出一幅原生态的当代都市情感画卷,体现出王跃文独特的思惟方式、审美意趣、人文关怀和批评精神。本文拟在个人浏览体验的基础上,从叙事方式、人物命运、艺术特色与审美意趣等方面谈点管窥之见。 《爱历元年》的叙述呈线性状态。王跃文以他对社会和现实世界的敏锐感知和宽阔视野,以一条线索为主,多条线索为辅,从二10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写起直到当下,就不多说了。而长尾关键词对中国近三十年的历史予以了精准而独特的解读,表现出一名有心的现实主义作家对国家对社会对民众强烈关注的情怀,给读者带来了完全而清晰的感知与认知体验。“如果说现实主义在过去只是文学创作中重要1脉的话,那末,在二零一三年,操持现实主义手法的许多作家,以对现实生活新的掘进,叙写着自己的文学新篇。” 其一,小说以孙离、喜子的婚恋经历为主要线索。苍市是小说故事生发、展开、延续的背景与空间,是人物活动的中心,小说以孙离、喜子婚恋情感的变化为主要叙述线索,从一个家庭来展示中国社会3十年的变化。故事伊始,男主人公孙离出场,作为故乡1所中学的语文老师,他业务精深、专业扎实、知识渊博、教学有方,管理班级别具一格,因此深得学生爱好,连那位对他横眉冷对、百般挑剔的校长也对他刮目相看了。与此同时,他还收获了美丽清纯、心高气傲的才女喜子的芳心。两个人的感情在当时那个冷寂枯涩的环境下迅速发展,共筑爱巢。孰料,世界上的事情常常充满了变数,这样情趣相投的一对鸳鸯也有始料未及的情感变化。喜子去外地读书后,地理上的变化带来了心理上的变化,两个人的心无形中有了疏离,有了隔膜,及至后来喜子毕业,全家人迁到苍市,也未能缩短他们内心的距离。 随着时间的推移,孙离、喜子的婚姻与家庭在产生着奥妙的变化。作家在叙述故事的同时,貌似漫不经心,不用任何语言作任何交代,但在一天天过来的日子里,时光已“逝者如斯夫”了。 其二,小说以孙离父亲上访、孙却的发迹为重要线索。这是一条若无其事、不露痕迹的辅线。读者稍不留心就会忽视不计。孙离的父亲虽然出场较迟,且出场的机会也不多,但这个人物是中国社会、城乡生活三十年来急剧变化的重要见证人,在小说中给人留下的印象很深入。他读过几年书,在苍市508工厂工作过,后来按政策暂时回乡支持农业生产,说好了国家需要时再回厂工作。苦苦等了几十年,却等不来甚么好消息,只好靠养猪发家致富。这个事情对孙离父亲来说,始终是个解不开的心结,他最早还带着几分期盼质疑道:“你说508厂还会认我们吗?”后来看不到任何希望时,心里实在不平,便痛下决心“告状”:“回农村快3十年了,当时下放我们回来,给了红头文件,国家需要了,再招我们回去。”但是,当年承诺的人今在何方?时光流逝,岁月无情。孙离父亲窝在乡下的3十年光阴,曾经的青春与 ,在那条遥不见终点的上访路上,只留下于风中飞舞的几绺白发。孙离弟弟孙却出场也不是很多,可谓时隐时现,他从一个乡下的小混混发展成为一个炙手可热的土豪金,头上还罩着博士、政协委员的光环,不能不说是这个时代某种社会现象的真实写照,颇有点反讽的意味。 其3,小说以故乡风采的长镜头为情感线索。福克纳说:“我的像邮票那样大小的故乡是值得好好描述的,而且,即便写一辈子,我也写不尽那里的人和事。”[4]王跃文一直有着浓郁的故乡情结,故乡在他心里实在是强大,记忆深入,感觉亲切,从他的《漫水》中可以感受得到这一点。《爱历元年》尽管以都市为人物活动中心,但王跃文骨子里对故乡总是难以割舍,在小说叙事进程中,时不时地要回到故乡的青山绿水当中——不管他小说的风筝飞很多高多远,那根线总是拽在故乡的土地上,拽在故乡亲人的手里。有了故乡这条割不断的情感线索,小说的涵容更加广阔、深厚,人物形象更加真实丰满。 作为现实主义的作家,王跃文的叙事立场与叙事伦理更多地纠结于对生活真相的展现当中。他的这类叙事与近些年底层写作的昏暗和官场写作的隐蔽不同,与呼声较高的魔幻现实主义和象征主义写作当然也关系自身的利益和荣誉。当战斗打响也不同,在本质上与技法上,王跃文基本采取自己固有的传统叙事方法,调动所有笔墨最大限度地聚焦于生活真相的揭示。固然,小说作为一种“社会的意味行动”,必定是调和统一了各种异质的叙事范式[5]。王跃文《爱历元年》的叙事便具有这样的特点。 长篇小说以写人物命运见长。《爱历元年》塑造了一大批性情鲜明、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通过对他们各种人生与命运的叙述,形象地展现出当代社会生活的多面性与立体感,揭露人在现实中有可能遭受到的不可预知与不可逆转。人的命运,或从出发点出发再回到出发点,或绕了1大圈却再也找不到回到原地的契合点。 小说着重描叙了孙离和喜子、孙却和小君、马波和叶子、小英和江驼子、郭大哥和平大姐等几个家庭的生活状貌,显现了他们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一个个家庭、一个个人物就像一个个大大小小的环状物,跳跃在那条通衢大道般的线性叙述上,与之相交,与之缠绕,与之纠结。人的命运大都如此,有的能回到出发点,如孙离和喜子、孙却和小君;有的兜兜转转却再也回不去了,如马波和叶子、小英和江驼子。 《爱历元年》给读者讲述了一个有悖于伦理道德却又符合情理的故事。犹如大多数家庭一样,小说写了孙离与喜子的相识、相知、相恋及结婚生子。孙离第一次约请喜子散步,是在看到了喜子嫩红的耳廓以后,当时的他眼热心跳。通过一段时间的交往,他终究在柳林里捉住了这个“柳树精”的心。王跃文对他们的爱情描写得很浪漫。在那样单调清冷、枯燥乏味的时期和生活环境里,男女主人公的情感发展是顺理成章的,他们像两块需要取火的寒冰,在彼此的怀抱里相互温暖并熔化。 作为有血有肉、有思想、有感情的人,孙离与喜子,内心深处都深藏着某种玄机与幽微,在不为人知的角落里,他们可以密不透风地贮存属于自己的隐密。 诚如狄更斯所言:“这是一个最好的时期,这是一个最坏的时期。”当前,我们生活在一个五光十色、五花八门的“拼贴”世界里,现代化的都市生活与传统生活呈现出一种既胶着并置又疏离对抗的状态,人们一方面感到精神自由,一方面也感到精神空虚;现代生活既给情感需求提供了交往空间,也给情感的滥觞提供了滋生的土壤。孙离、喜子都不谋而合地“不安于室”。 倘按生活的一般概念,孙离、喜子的婚姻在那个特殊时期,应是毫无悬念地相安无事。但是,故事进行到大约三分之一时,时期已进入到了社会转型期,每一个人都或多或少地感受到了与以往计划经济时代不同的压力、困惑、迷惘。就像有人说的那样,很多人的心理状态游走在“亚健康”状态,像染上了无可避免的“时代病”一般,他们无端地感到失衡、不满、压抑、困惑、疑虑、郁闷、愤懑,人的本性出现异化和妖魔化现象。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孙离、喜子的婚姻城堡上空飘着一些来路不明的云雾与尘埃,笼罩着这个本来平静的家庭——他俩差不多同时戏剧性地走上了爱情与婚姻的岔道——孙离爱上了漂亮聪明的女李樵,喜子爱上了帅气风趣的下属谢湘安。 孙离与喜子的出轨故事在书中占了很大的篇幅,在他们畸恋分别延续的好多年时间里,夫妻双方居然都浑然不知,他们时而 难抑,蚀骨销魂;时而又矛盾纠结,忏悔自责,中年知识分子的情感危机不言而喻。王跃文自己曾提到,有人批评,《爱历元年》的主人公虽然都经历了情感曲折,但婚外情写得太浪漫,结局又太美满,音调太温暖了。 我以为,作为现实主义作家的王跃文,他只不过敏锐地捕捉到了时期的信息,尤其是转型期阶段,婚恋与家庭产生的变奏与多重奏,接地气地反应了这个时代的特有社会生活,为读者提供了关于现实生活有价值的叙述,或者说是一种更有症候性的叙述。当下,在物质生活占据大多数家庭时空的时期,很多原本安静的家庭都发生了轻重不一的裂变,这样的情况在我们的身边比比皆是。在现实中,夫妻关系某些时候或许只是一种伦理规序,“围城”中人不一定能感受得到真正的幸福。生命个体对本身幸福、对爱情充满了愿望,欲望促使他或她遵从自己的感觉去选择、去生活。难能可贵的是王跃文对各种社会现象不躲避、不躲闪,不遮掩、不粉饰,客观而冷静地叙述,为读者提供了接近人物真实存在的另一种途径。 从叙述中看,孙离与喜子本来从未有过从婚姻中逃离的想法,他们的出轨,只是在“围城”外一种灵与肉的结合,是“围城”外盛开的1株罂粟花。人的一生,总有忧伤失落的时候,美好的邂逅,在人处在生活平淡枯涩时,也许可以传递出一星温暖的火花。孙离对喜子,挑不出她哪里不好,她有体面的工作,有自己专业的学术成绩,回家就做家务,夫妻之事,也尽了女人的本分,可他就是看不到她的柔软,李樵的出现,在孙离的心里点燃了一把火,两个人相见恨晚;喜子对孙离,当初认为已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必须要找一个对象了,或许当时她并未真正领略到爱的真谛。结婚以后,两个人很快便被生活中的碎屑淹没,几近每天吵架,吵得没有了 与趣味。当她后来遇上高大魁梧、才华横溢的青年才俊谢湘安时,她被他的帅气与风度吸引了,也被他的温顺与体贴融化了,1颗平静的心被他搅得荡起了层层涟漪,两个人烈火干柴般地融会在一起。 王跃文虽然将婚外爱情写得那般美好,但故事最后的结局与人物终究的命运均已说明,婚外恋毕竟只是刹那间燃放的烟花,只是一剂暂时止痛的针药,当事者内心常常是既幸福又有隐痛。如果婚姻还活着,他们总有一天会或感到厌倦,或彻底看透,或源自内心的谴责,如喜子对谢湘安说:“小安子,我爱你,没有哪天不在担心失去你!但是我不能够!我不能够!我真的不能够!”因而,没有任何外部因素的自我救赎开始了。喜子提出与谢湘安分手,李樵也提出与孙离分手,当爱情已成往事时,他们几个人不谋而合地从彼岸回到此岸,为曾昏暗的黑白照片涂抹上了温暖的亮色。一种普世教育的意义收到了应有的效果,验证了米兰·昆德拉说的一句很有道理的话:“这是一个流行离开的世界,但是我们都不善于告别。”婚姻和情感回归的意义在于人性的复苏、人性的升华,犹如凤凰涅槃之再生,为当代处在情感危机中的中年男女预示了疗救的方法,指明了现代人自我救赎的路途。王跃文说,有朋友给他:“我一个朋友喜欢了婚外的男人,我给她送了《国画》和《爱历元年》。她今天告诉我,李樵离开了孙离,喜子离开了湘安,都回归了家庭。她非常感谢你的书,故事很温暖,给了她很多的启示。”[6] 中国戏曲的很多故事都是大团圆结局,无一不渗透着中国文化的精华,烙上中国传统思维模式的印记。不难理解,戏曲观众喜欢大团圆的结局是有其思想根源的。儒家的中庸、中和观念对中国文化有巨大的影响,是儒家思想的基本精神,也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特征之一。中和之美强调的是对峙成份的和谐、统一,有悲就要有喜,有离散就要有团圆。在中国文学、艺术史上,主流意识形态的提倡和为传统艺术熏陶出来的大众审美定势,使大团圆结局始终得以保持着主流地位。两相联系,我以为王跃文隐含在《爱历元年》中的良苦用心是不难体味的,体现出了王跃文内心柔软和深切的人文关怀。 王跃文在《爱历元年》中精心刻画,仔细描摹了形形 人物的生存状态与生活姿态,他笔下诸多人物的遭遇与人生经历无不打上了时期的烙印,从而构建出了一个庞大复杂的社会系统。作为生命个体的一个个人物,在种种矛盾与挣扎中,一步步走向属于自己的人生轨迹,不管前路多么艰难困苦,他们只能够勇敢地面对。如黑格尔说:“人的特点就在于他不但担当多方面的矛盾,而且还忍耐多方面的矛盾,在这类矛盾里仍然保持自己的本质,忠实于自己。”[7] 王跃文曾说到他在湖南省图书馆讲座时,一名先生想买《大清相国》,工作人员说现场没有,建议买《爱历元年》,那位先生脸一黑,说,看什么爱情小说!王跃文对此发出一连串的质疑:难道人们不再相信爱情了吗?难道看爱情小说很可笑吗?难道我们的心灵尽成废墟了吗?何况,《爱历元年》并不是爱情2字可以道尽的。 《爱历元年》其实不但仅是写爱情,王跃文试图借爱情这条主线反映出纷纭复杂的社会生活。他触摸着那些鲜活的、跳动着的生命脉搏,在生命的创伤与皱褶中,观照着人的命运。小说里各色人等你方唱罢我登场,主、副线交合的叙事风格,将大大小小的人物、纵横交错的故事缝合勾连成一个有机的整体,真实再现了当下扑朔迷离的社会关系与生活。《爱历元年》里的人物除马波外,基本阔别官场,都是一些在微弱的烛光里生存的普通人,他们身上没有耀眼的光环,也没有场面上的鲜明色彩,他们的人生与命运如弦月般不甚美满,在挣扎中保持着最基本的生存。 马波与妙觉在书中是难得的“净土”,一个是廉洁奉公的好官,一个是纯洁静雅的出家人。他们两人的关系纯洁而洁净,有一种心灵上、精神上的趋近,无任何世俗观念,哪怕是被众人误解毁谤,他们依然安之若素,这两个人物的生活理念和生活姿态应该是王跃文最为欣赏的;孙离的弟弟孙却是改革开放以后暴发户的典型代表,他文化程度不高,读书甚少,然脑瓜子灵活,从乞讨、养猪、干杂活开始,到做包工头,及至成为亿万富翁;孙亦赤是个很有个性的孩子,他聪明、倔强,新生代的叛逆性、学校教育与管理的疏漏与弊端从他身上可窥见一斑;小英母子的遭遇在每一个读者心里都会引起强烈震动,让人痛彻心扉,作者对他们一家倾注了深切的同情与关爱,他们的命运是生活在最底层百姓的真实写照。 除正面写这些人物以外,王跃文还以锋利的笔触针砭时弊,批评入木三分。如对凶恶低俗的小花弟弟“老虎”、对热衷把人间悲剧用作消费的电视台、对人命关天时试图掩盖真相的警察和“龙主任”,等等,笔底极尽嘲讽与指斥。 《爱历元年》在人们的眼前展现出一个全新、独特、有趣味的审美世界。回味一下王跃文之前的作品,看上去颇为熟习的叙述,实则有了洗心革面的变化,当前常见的那种单一、宏大的历史叙事,在王跃文这里,被代之以具体的、个性的、丰富的、复杂的和宏大的边缘等共同构成的特点景观。 王跃文善于预设伏笔,暗示人物的命运。如果我们稍稍留意,在阅读中不难发现,很多细节是知微见著的,一个眼神、一种心情、一个动作、一句话,作者都在为后面的故事预设伏笔。如:孙离与喜子的婚姻城堡从一开始就笼罩着不祥的阴影,貌似坚固,实则脆弱,门是虚掩着的,稍不防范,外人可趁虚而入。1是结婚登记那天,刚领了结婚证出来,孙离突然觉得喜子非常陌生,而喜子此刻正紧紧挽住了他的胳膊。作家借人物之口议论道:“恋爱是一回事,成家是另一回事。结婚最初很让人失望。恋爱中的人都在吃迷魂药,1拿到那个红色结婚证,就如梦方醒了。”二是结婚照放大以后,两个人都傻眼了,色彩黑不是黑,灰不是灰,他们索性将之放箱子底下,作为文物。三是孙离去喜子家迎亲时,震耳欲聋的鞭炮声突然停了下来。那末,这一切对他们婚姻城堡的未来兆示着甚么呢?书中有几句简单的叙述:“日子就这么边吵边过,白天孙离没课就关在宿舍,喜子整天守在办公室。”“日子久了,两人不怎么吵了。”曾滚烫的爱情一旦进入婚姻之后,居然变得那样黯淡无光、了无生趣。作家通过人物的演绎,揭露了爱情与婚姻存在的不和谐不统一关系,是对社会生活的一种真实写照。孙离与喜子去结婚登记以后,孙离怅然所失,认为一生就要同这个女人生活在一起,似有几分不宁愿,为后面的出轨做铺垫;小英的暗昧与突然离去,为以后的悲剧做铺垫;儿子亦赤对喜子的生疏,为以后与郭家抱错孩子做铺垫;叶子走出围城后,对离婚产生了后悔情绪,但是,她当初对丈夫的无情打击,预示着她后来在无助中寻觅希望,乃至不惜利用女儿的感情企图修补早已死去的婚姻时,却再也回不去了。 另外,语言生动活泼,诗意浓郁,有很高的知识含量和文化品位。王跃文的文学功底很深厚,读者在阅读进程中,感觉到书香气韵,弥漫于字里行间,从而为故事的叙述打开了视野,丰富了内涵,增加了知识性、趣味性和可读性。如小说第一章里,作者借孙离之口,讲叙了关于“坠马髻”的故事,不但镇住了学生,也镇住了校长,同时给读者带来审美意味;对不曾出场的画家高宇的精彩描述、对苍崀寺及妙觉的禅性描写、对欧洲各国重要景点的描写等,大大增强了文本的知识含量与文化底蕴。精彩的人物对话,有利于推动情节发展。《爱历元年》中生动而有个性的对话俯拾皆是,充满了智慧与机趣,对推动情节的发展、丰富人物内涵均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产生了极具戏剧性的刺激与效果。 综上所述,王跃文的《爱历元年》是当代文坛一部不可多得的优秀作品,如有位评论家所说的,平实而有大意味,可以进入为数不多的经典之行列。虽然在叙事进程中还有个别细节有待商议,仿佛剪掉可有可无的枝蔓会使作品更加精美完全,但是其实不影响其出现出来的精神品格、艺术气质与审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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